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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书摘|国亡于儒兴于侠:晚清志士的英雄气

    性情 时间:2019-02-10 浏览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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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书摘|孤注一掷之搏:康有为可曾密谋劫杀西太后?

    晚清乃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变动时代,面对此国运飘摇风雨如晦的艰难局面,崛起一大批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,这些人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,彼此间有过咬牙切齿的论战与纷争。从政治学角度考察革命与改良两大派别的功过得失是必要的,而我更倾向于将这种论战视为策略(激进与保守)之争。在改良群治变革中国社会、推动中国历史近代化进程这一根本点上,两派宗旨大致相通,至于以身许国的志向,更不会因政治策略的得失而磨灭其光辉。有趣的是,这一代充满担当精神与悲剧意识的仁人志士,颇多以游侠许人或自许的诗文,而其生存方式与行为准则也有古侠遗风。

    如果只是“南社四!保ń9咝、君剑傅屯良、;犸、剑士潘飞声)、剑霜、剑灵或者公侠、孟侠、心侠、鉴湖女侠之类的字号,也许可以理解为文人好为大言的积习,可晚清报刊书籍中那么多以剑以侠自号或谈剑论侠的文人,不单坐而论剑,而且起而行侠,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!鞍谓S吒,有几根侠骨,禁得揉搓”——谭嗣同的感慨,表达的是那一代人特有的共同心态。乱世英雄起四方,可时人不一定非炫耀侠骨不可。英雄与游侠虽然都是卓异之士,安身立命之处不同,澄清天下之术也有异。晚清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,其人却偏喜欢以豪侠相标榜。

    书摘|国亡于儒兴于侠:晚清志士的英雄气

    梁启超称谭嗣同“好任侠,善剑术”,陈去病称秋瑾“好《剑侠传》,习骑马,善饮酒,慕朱家、郭解之为人”,至于诗文中直接称壮士(烈士)为某侠者更比比皆是!叭蜗馈辈环纸撞阌氤錾,不论是文人学士还是江湖豪客,只要投身革命,作传者似乎都喜欢强调其豪侠性情。1910年,光复会首领陶成章著《浙案纪略》,列传部分即突出诸烈士之侠骨。如陈伯平“专习;魇隆薄俺S锶嗽唬骸锩峦蚨,能以一人任者,独有做刺客’”;马宗汉“祖道传,素任侠,贫民皆倚为重”;徐顺达“善拳勇,以信义推重于乡里”;余孟庭“喜技击术,有大志,不屑从事农商 ”;刘耀勋“ 虽曰办事愦愦,然其重然诺、轻死生之气概,有足多者”;徐象辅“以身殉友,为知己死,其即古聂政、豫让之流亚也!。老同盟会员冯自由20世纪三四十年代撰写《革命逸史》,也渲染革命志士的任侠好义,如杨衢云“为人仁厚和蔼,任侠好义,尤富于国家思想”;秦力山“赋性豪侠,好与会党游”;李纪堂“性任侠,好与秘密会党游”;杨卓霖“少以任侠闻于乡,邑中秘密会党多乐与之游”:许雪秋“性慷慨,任侠好客,缙绅大夫江湖侠客咸乐与之游,有小孟尝之称”;王和顺“少负奇气,以行侠尚义闻”;王汉“觉亡国无日,愤慨而究兵书,讲剑术,结纳当代豪俊”;张百祥“少有大志,自负非凡,任侠好义,排难解纷,隐以朱家、郭解自命”等。似乎不能简单归因于史家(如陶成章、冯自由)的概念贫乏,将“任侠好义”作为一句随意赠送的套语,因诸多后人视为大英雄者,也都喜欢弹剑论侠。

    以辛亥革命后曾任陆军总长的黄兴为例,诗文中不乏此类游侠口吻:“ 英雄无命哭刘郎,惨淡中原侠骨香!保ā锻炝醯酪涣沂俊罚扒钔加旨G淇,脱剑今逢季札贤!保ā段橐厥樘醴罚安坏乐榻幸劭,只忧搏浪锥难铸!保ā兜祷āぴ股倌辍贰拔獬⒑栏曛溉,江湖侠气剑如虹!保ā逗吞啡朔铩罚┳畹湫偷氖腔菩宋凰镏猩匠绯莆敖裰揽汀钡墓橐厮鞯囊皇灼呗桑

    独自苍茫自咏诗,江湖侠气有谁知。

    千金结客浑闲事,一笑逢君在此时,

    浪把文章震流俗,果然意气是男儿。

    关山满目斜阳暮,匹马秋风何所之?

    此诗若出于高旭、柳亚子之手,一点也不稀奇;可由职业革命家黄兴口中吟出,总觉得别有一番意味。因为,宋元以降,文人退居书斋,连游侠诗文也难得一见。晚清志士不但拔剑高歌,而且真的舞剑上阵,一时间“江湖侠气剑如虹”,创下了不朽功业,面对着这一代“最后的游侠”,后人可以批评其政治信仰、斗争策略,但对其飞扬踔厉的生命形态,或许只有品味而无评判的权利。

    只是什么是“游侠”,历来众说纷纭。急公好义趋人之急是侠,锄强扶弱结交报仇是侠,狂放不羁慷慨好施是侠,借酒杀人鸡鸣狗盗也是侠。侠之为名,可谓多且杂矣。表面上晚清志士歌吟赞叹的侠客,大都局限于《史记》“游侠列传”和“刺客列传”中的人物,似乎认可了司马迁对游侠的诠释,可实际上“侠”并非特定的社会阶层,“侠风”“侠气”“侠骨”“侠情”的解说更是变幻不定,“侠”的观念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。也就是说,千古传颂的“侠”,其实不是一个历史上客观存在的、可用三言两语描述的实体,而是一种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的融合、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,以及当代视界与文类特征的融合。因此,讨论游侠文学或者游侠心态,着眼点应是这种“融合”的趋势与过程,而不在于给出一个确当的定义。

    探究晚清志士的特殊心态,所争不在所谓的“古侠”的真面目是否被歪曲,而是这代人如何在自己特有的期待视野中重新诠释“游侠”,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。

    游侠“以匹夫之细,窃杀生之权”,为大一统帝国的统治者所绝对不能容忍。汉人荀悦称游侠“生于季世,周秦之末尤甚。上不明,下不正,制度不立,纲纪废弛”(《汉纪》卷十)。

    近人梁启超论“中国之武士道,与霸国政治相始终”,兴起于春秋,极盛于战国,汉初尚有流风余韵,不过已成强弩之末,天下一统,封建绝迹,“此后亦无复以武侠闻于世者矣”。二者价值观迥异,却都是强调大一统帝国对游侠生存的致命威胁。

    经汉代文、景、武三朝的明摧暗残,“千百年养之而不足,数十岁锄之而有余”的游侠连同其代表的尚武精神,从此一蹶不振!暗康酵骋患ㄕ阑刀┟穹淦鸬氖焙,还是有相类的人物出现”。只要“制度不立,纲纪废弛”,原有的阶层划分和道德规范失落,个人游离于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,游侠就得以纵横驰骋。魏晋以降,不乏兵荒马乱、改朝换代的年头,游侠因则得以大展身手,但如要讲侠风高扬,仍当推晚清。

    柳亚子诗云:“乱世天教重侠游,忍甘枯槁老荒邱!保ā短馇G铩辞锏平S巴肌怠罚┎恢皇恰 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 ”(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)者,格外需要游侠的拯救,侠客崇拜心理易于弥漫流播,更因只有乱世,才为侠客之磨剑与舞剑提供必要的舞台,晚清内忧外患,自是“制度不立,纲纪废弛”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晚清志士之得以“仗剑远行游”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朝廷鞭长莫及的日本、香港地区以及国内租界的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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